黄金简史（一）

1.1 起源：贵金属货币的诞生

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可追溯到古代文明早期。约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王国以琥珀金为材料（electrum）铸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贵金属货币。这种铸币以固定重量和成色的小金属块为形式，上面压印图案。约公元前550年，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Croesus）进一步发行了纯金和纯银币，实现了早期的金银复本位制。

黄金货币此后逐渐传播开来。在波斯帝国征服吕底亚王国后，约公元前6世纪末，大流士一世发行了大流克金币（daric）。大流克金币重约8.36克，含金量极高，被广泛用于当时的大额交易和贸易，并流行了150多年。

到了古罗马时期，黄金正式成为帝国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人在共和国末期开始定期发行奥里斯金币（aureus），其重量约为8克纯金。奥古斯都执政后，奥里斯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高面值货币，与银币迪纳里乌斯(denarius)共同构成罗马币制。罗马帝国晚期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12年引入苏利都金币（solidus），重约4.5克，此后苏利都作为拜占庭帝国稳定的金本位货币延续数百年。

但古代东方文明则呈现差异化路径：中国等文明中黄金虽被视为贵重财富，但在日常使用中并不普遍。秦汉时期，中国以铜钱为主币，黄金更多被用于储藏和礼品。尽管有的朝代颁行黄金货币（如汉代的"金饼"），但流通有限。

1.2 金本位雏形：中世纪的金银复本位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中世纪早期的黄金来源匮乏，银币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在中世纪英格兰，基本货币单位"磅"（pound），对应一磅白银，流通中以银便士(penny)为主。随着地中海商贸复苏和新矿藏开发，黄金货币在中世纪后期重新出现。

13世纪意大利的金融中心开始大量铸造高纯度金币：如1252年佛罗伦萨发行的佛罗林（florin），1284年威尼斯发行的金币杜卡特（Ducat），因其含金量稳定与币制稳定流行达五个世纪之久。同时期的英格兰于1344年试铸佛罗林，但因相对白银高估而流通受挫。后续又陆续发行了诺布尔（noble）、天使（angel）等金币，逐步确立了黄金在英格兰币制中的地位。英格兰进入了以黄金和白银并行的金银复本位时代。

在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许多国家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即同时规定金币和银币为法定货币，并设定固定的法定比价。18世纪法国以15½比1的比价实行金银复本位，这意味着法律规定1单位重量的黄金等于15.5单位重量的白银。双本位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经常受到市场上金银相对价格波动的困扰：当市场金银比价偏离法定比价时，根据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套利行为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即价值被低估的货币（金或银）被熔化或出口，留下被高估的货币在市面流通。

19世纪中后期以前，全球货币体系总体上仍处于金银并用或银本位为主的状态。例如，19世纪中叶的中国和印度仍以白银为主要本位货币。而欧洲大陆在法国的影响下维持着一种非正式的双本位秩序：法国等拉丁货币联盟国家以15.5:1固定比价自由铸造金银币，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了国际金银比价。

然而，这一平衡在19世纪70年代被打破：1870-1873年，德国、美国相继弃银采金，全球货币体系迅速朝金本位转型。新近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利用从法国获取的战争赔款（大量白银）购买黄金储备，并在1871-73年颁布货币改革，废除各邦原有的银本位，改立马克为金本位货币。

美国则通过1873年铸币法案取消白银自由铸币（史称"1873年犯罪"），确立只有黄金可无限法偿（1900年再以法律形式正式金本位化）。德国和美国改制的直接导致白银需求骤减，国际银价相对黄金大幅贬值，奉行银本位或复本位的国家纷纷遭受冲击。拉丁货币联盟被迫于1878年停止银本位运作；印度、俄国等也相继走向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由此，到19世纪末金本位在全球范围内基本确立："银退金进"成为这一时期货币格局的写照。

促使各国选择金本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经济实力格局：当时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英国在1816年立法金本位后，其庞大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网络对他国形成示范和压力。二是黄金供给增加：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1848年）和澳大利亚（1851年）两大淘金热大幅提升了全球黄金产量，全球年产量从 1820-1840 年代的不足 50 吨跳升到 1850-1860 年代的逾200吨，这使金本位具有了足够的货币基础。

相比之下，白银在1870年代出现长期供过于求，银本位国家因货币贬值与财政赤字而承压。第三，金本位有助于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德国 1871-1873 年改采金本位，部分缘于担心继续留在银本位会被排除在主要贸易圈之外。19世纪70年代起短短几年内，世界主要经济体从金银复本位或银本位迅速过渡到金本位制，标志着古典金本位体系的诞生。

1.3 古典金本位

古典金本位（约1870-1914年）是人类货币史上第一次多个大国共同参与的、覆盖全球的统一货币制度。在金本位下，每个国家都用本国货币确定黄金价格，并允许在此官方价格下自由兑换货币与黄金。在英国，1盎司黄金价格为4.25英镑，而在美国一盎司黄金价格固定为20.67美元，因此英镑对美元固定汇率为1:4.866。当局承诺持有人可以随时按官价将纸币兑换成等值黄金。因此，黄金在本质上充当了各国货币价值的最终锚定。

金本位的自动调节机制依靠市场和跨国金流动，称为"价格-现金流动机制"。其基本原理是：如果一国发行的货币过多导致物价上升，其国内黄金价格相对于官价出现溢价，套利者即可用纸币从央行兑换黄金，再卖往国外获取汇差。黄金外流会使该国货币供给收缩、物价回落，从而恢复平衡。反之，如果一国产生通货紧缩，物价低迷，则黄金将流入兑换纸币，刺激货币扩张。通过这种跨国黄金输送，金本位实现了国际收支自动调整：有逆差的国家因黄金外流被迫收缩信贷、降低价格和工资，而顺差国家则因黄金流入而货币扩张、物价上升，直到贸易重新平衡。

金本位时期，各国政府/央行被期望遵守所谓"游戏规则"（Rules of the Game）：当黄金外流时提高利率、紧缩货币，当黄金流入时降低利率、放松信贷，以加强而非抵消金流动的调节作用。在实际历史中，央行有时未完全履行此规则，往往选择部分对冲金流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但整体而言金本位仍运作良好。其成果表现为：物价长期稳定和汇率高度固定。

据统计，在经典金本位全盛的1880-1914年间，英美德等国年均通胀大多处 0-0.3% 区间，其中英国约 0.12%。固定汇率为国际贸易投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稳定环境，资本和商品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在这一时期达到19世纪之最：1870年全球对外投资存量仅占世界GDP的7%，到1914年已上升到约20%。多位经济史学家将1870-1914年形容为"一个非凡的全球繁荣时期，生产率稳步提高，通货膨胀极低"。黄金货币体系被认为提供了稳定的货币环境，促进了工业化时代的国际经济增长。

然而，古典金本位也有内在局限性。首先，其调整机制过于依赖物价和收入的伸缩性。一国出现逆差需承受通缩和衰退压力以改善竞争力，这对劳动者和债务人相当痛苦。相反，顺差国需容忍输入型通胀。这种对称性在实践中往往打破：逆差国被迫紧缩，而顺差国未必扩张，相应地调节负担偏重于逆差方。其次，金本位缺乏对外部冲击的应变弹性。当经济遭遇严重收缩或金融危机时，固定金价和兑换承诺限制了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能力。金本位的刚性使各国不能通过贬值货币、增发信用来刺激经济，这在和平时期保障了财政纪律，但在战时和危机时则成为"黄金镣铐（golder fetters）"。正如凯恩斯1924年所言："金本位已是一个野蛮遗迹"，批评其不合时宜地束缚了政策灵活性。

1.4 金本位的危机与瓦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是古典金本位覆灭的直接原因。大战爆发后，各参战国政府为筹措巨额军费，纷纷中止货币兑换黄金，以便通过纸币增发和银行借款融资军事支出。1914年8月英国暂停了黄金兑换，改发不兑现的纸币；法国、德国、俄国等同样脱离金本位实行通货膨胀融资。1914年底，相较战前，各国银行的金储备对发行货币的比例急剧下降：奥匈帝国从63%降至1%，德国57%降至10%，法国64%降至17%，英国40%降至33%。金本位由于对政府的束缚在战争压力下被抛弃，结果带来战时通胀：战时各交战国物价大幅上涨，战后又出现经济动荡和币值剧烈波动。1918年战争结束时，金本位体系实际上已四分五裂，全球主要货币均已脱离金本位束缚。

大战结束后，各国面临如何恢复币值稳定的抉择。许多决策者怀念战前金本位的稳定，试图进行战后金本位复辟。然而此时环境已与战前截然不同：经历战争通胀冲击，各国货币供应量远超金储备支持水平，若简单恢复原金平价，势必引发黄金大量外逃。同时，一战改变了全球黄金分布：美国在战争中积累了世界最大金储，而欧洲诸强（金本位昔日支柱英国、法国）财政困难，金库存锐减。在此背景下，1922年在热那亚召开了国际经济会议，商讨新的货币安排。会议建议各国采用金汇兑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代替传统金本位。其核心是：少数核心国家保持本币直接与黄金挂钩，其他多数国家将本币与这些核心货币挂钩，同时允许各国以外汇（如英镑、美元）作为储备。这实际上是分层的金本位：美元、英镑等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余国家通过固定汇率把自身货币与美元或英镑等连结。这一体系下，各国央行的储备可以部分持有外汇，以节省对黄金的需求。热那亚体系的初衷在于解决金不足的问题，并尽快重建国际稳定汇率秩序。

英国是金汇兑本位的积极倡导者。经过战后多年高通胀，英国于1925年决心恢复金本位，由时任财政大臣丘吉尔宣布英镑按战前平价（1英镑兑4.86美元）恢复与黄金挂钩。但这一决策被后人普遍批评为定得过高：战时英国物价涨幅高于美国，战前平价使英镑实际被高估约10%，直接削弱了英国出口竞争力。为压低成本、恢复出口，英国被迫实施内部紧缩（削减工资等），成为1926年全国大罢工等社会动荡的诱因之一。高估的英镑令投资者对其信心不足，纷纷抛售英镑兑换黄金或改持美元。法国等国央行也在1927-1928年大举将储备中的英镑兑换成黄金，导致英国黄金储备外流和外汇储备缩水：德国央行外汇储备占比从1924年的59%降至1928年的8%，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信誉受创。英国央行行长诺曼请求美联储协助，为支撑英镑，美联储于1927年大幅降息以缓解英镑压力。此举虽然暂时纾缓了英国困难，却可能助长了美国股票市场泡沫，并被认为是1929年华尔街股灾的诱因之一。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各国先后陷入银行危机和产业收缩。此时坚持金本位意味着被动收紧货币，对抗通缩变得更加困难。1931年9月，英镑被迫再次放弃金本位：在巨大经济压力和国际投机冲击下，英国选择让英镑贬值，金汇兑本位体系由此瓦解。至1932年底，大多数国家先后退出金本位，采取本币贬值或贸易壁垒手段纾困，竞争性贬值潮席卷世界。剩余维持金本位的国家（如美国、法国）则深陷通货紧缩，经济遭受严重打击。1933年美国新总统罗斯福上任后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实施美元贬值政策以求复苏。1936年，法国放弃金本位。至此，大萧条时期各主要经济体全部脱离了金本位。世界被分裂成以美元、英镑、法郎等为中心的货币集团和浮动汇率国家，黄金不再是统一的国际货币标准。

1.5 黄金退出货币锚定地位的原因分析

纵观黄金从古典金本位到金汇兑本位的兴衰，其退出主权货币核心锚定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战争与财政压力：两次世界大战是黄金本位崩溃的直接导火索。战时政府为了军事开支，常诉诸超额发行纸币和信用扩张，金本位严格的兑换约束难以维系。1914年各国竞相中止黄金兑换来"开闸"印钞，就是典型例子。战争导致规模空前的债务和财政赤字，使战后各国难以恢复原有金价，加之政治上也不愿为恢复金本位而实施深度紧缩。简而言之，大规模战争与金本位水火不容：要么放弃战争要么放弃金本位，而各国无一不选择了后者。

经济危机与政策独立：金本位下货币政策服务于维持固定汇率和黄金兑换，必要时需牺牲国内经济稳定。大萧条表明这一代价过于沉重:坚持金本位的国家经历更深的产出崩溃和通缩，而早些放弃金本位的国家较快实现货币宽松并率先复苏。这使各国认识到，在极端危机情形下，维护就业和经济复苏比维持金本位规则更为优先。因此上世纪30年代后，货币当局更倾向于使用本币贬值和非常规手段刺激经济，而不愿被黄金储备所制约。黄金作为硬约束，被视为妨碍政府灵活应对经济困境的羁绊。

国际收支失衡与黄金分配不均：金本位要求各国保持国际收支大致均衡，否则黄金储备就会大幅流进流出。然而现实中国家间经常出现结构性失衡，且黄金产量增长往往跟不上世界贸易和经济扩张的需求。19世纪末开始，全球黄金供应虽因新矿发现有所增加，但进入20世纪初增速放缓，而贸易和投资规模激增，这造成黄金储备相对不足的问题。一战后法国、美国囤积了过多黄金，造成其他国家因缺金被迫货币紧缩。与此类似，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赤字不断扩大，美元供应远超黄金储备，最终导致其无法维持黄金的固定兑换价格。国际储备资产分布的不均与中心国的信用透支，是黄金退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推手。

政治与制度演变：金本位的维系不仅是经济技术问题，更需要国际合作与政治意愿。战前的古典金本位是以英帝国为中心的相对和平年代产物；战后重建金本位时，国际环境与力量对比已巨变，而国家间协调不足，加剧了体系脆弱性。同时，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各国政府更重视国内就业和增长，不愿为了固定汇率而紧缩经济，这种政策偏好的变化也使严格金本位难以恢复。可以说，经济主权和政策自主性的兴起，与超国家的黄金纪律发生了冲突。最终各国选择了维护本国经济福祉，宁可放弃黄金这一共同锚。

到20世纪中叶，黄金已经被迫退出日常流通货币地位，让位于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货币体系。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本位为中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新制度，标志着黄金时代的终结和美元时代的开启。这一新体系的内容及其兴衰，将在第二章详述。

2.1 布雷顿森林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开始筹划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以避免重蹈一战后经济混乱和货币战争的覆辙。1944年7月，来自44个同盟国的730名代表汇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山庄，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与会各国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既能提供汇率稳定又允许必要弹性的新体系。大会主要在美国代表哈里·怀特（财政部顾问）和英国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名经济学家）两套方案之间协调折衷。

凯恩斯倡议设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ICU），发行名为"班克（bancor）"的超主权货币，bancor的价格与黄金挂钩。成员国中央银行在ICU设立账户，以bancor与其他成员国结算差额。成员国按经济规模贡献高达250亿至300亿美元资金作为信用池，以提供流动性。顺差国的盈余形成计息的贷方余额，逆差国可通过联盟获得同样计息的透支额度来结清欠款，透支支付的利息会转给顺差国，形成对顺差国的补偿。方案同时设置了惩罚措施和调整机制，若成员国顺差或逆差过度积累，逆差国面临贬值和实施资本管制的处罚，顺差国则需向清算联盟缴纳利息甚至没收部分盈余，以鼓励顺差国增加进口。凯恩斯的设计强调国际机构的调节职能，目的在于既防止竞争性贬值，又避免逆差国独自承担紧缩，从而保障各国充分就业目标。

相较之下，怀特方案更保守，拟建立一个有限度干预的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怀特担心凯恩斯方案过于庞大，美国会提供主要资金却被动承担他国调整成本。因此他提议基金总规模仅50亿美元，由各国缴纳本币和黄金构成储备池，不发行新的国际货币，而是使用各国份额储备进行有限度贷款。怀特方案下成员国需在加入时确定本币对美元的含金平价，并承诺保持汇率稳定。只有在出现"基本的国际收支失衡"时，经国际协商批准后方可调整平价，即存在一定汇率调整余地但须满足严格条件。此外，怀特亦主张限制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允许各国施加资本管制以免投机冲击本币汇率。

最终通过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怀特方案的框架，同时吸收了凯恩斯方案中的部分折衷措施。主要协议内容包括：

1. 建立两大机构：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世界银行前身）。IMF负责监管新汇率体系并为会员国提供短期资金支持，以纠正国际收支失衡；世界银行则负责战后重建和发展援助。1945年12月，IMF正式成立，最初29个成员国签署了基金协定条款。
2. 美元与黄金挂钩：规定美元对黄金官价为每盎司黄金35美元，美国承诺按此价格无上限地向外国官方（央行或政府）兑换黄金。这一条款将美元定义为实际上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资产，因为美元成为各国获取黄金的媒介。美国以当时占全球约2/3的黄金储备作为信誉背书，美元从此获得与黄金直接挂钩的特殊地位。
3. 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成员国同意将本币与美元固定在特定平价，并将汇率波动幅度限制在平价上下1%的窄幅区间内。各国需要通过外汇市场干预（买卖美元）保持汇率稳定。如遇根本性失衡，可在IMF协商下调整平价（即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这一安排实际上确立了"美元-黄金"与"美元-各国货币"两个层次的锚定关系：美元保持35美元/盎司金不变，各国货币保持对美元汇率基本固定。
4. 资本流动管制：协定允许各国对国际资本流动实施管制，以便各国央行能够将汇率主要用于服务贸易和实体经济，而不受投机资本冲击。这与古典金本位时期资本自由流动的原则不同，是吸取战间期资本外逃破坏汇率稳定教训的体现。
5. IMF资金及履约机制：IMF实行份额制，每国缴纳一定份额的资本（部分黄金部分本币），份额大小基于经济实力。成员国如发生短期国际收支逆差，可按一定额度从IMF借入外汇（主要是美元）以平衡支付。IMF对汇率调整拥有监督权，如某国出现"基本失衡"可提出调整请求。IMF还设置了"稀缺货币条款"，当基金发现某一强势顺差国的货币在其储备中短缺、且已威胁到国际支付体系平衡时，可宣布其为"稀缺货币"，并允许其他成员国经与基金磋商后，对该货币的汇兑或支付施行临时限制，以敦促顺差国采取调整措施。

简而言之，布雷顿森林协议通过美元挂金、其他货币挂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辅之以IMF提供融资和监督，打造了一个战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体系既不同于战前严格的金本位，也区别于战间支离破碎的局面，被称为"金汇兑本位的变体"或美元本位制。从1946年协定生效到1958年，各主要经济体逐步取消外汇管制，实现经常项目下货币可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才算全面运作起来。

2.2 美元的新角色

在新体系下，美元凭借其特殊地位成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核心。这首先归功于美国当时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和信誉支撑。二战结束时美国掌握了全球约2/3的官方黄金储备，经济产出约占全球的一半，国内政治稳定且未遭战火摧残，美元被视为"和黄金一样可靠"的资产。各国央行普遍乐于持有美元作为储备并用于国际支付，因为美元不仅可按官价兑换黄金（每35美元兑换一盎司），而且使用便利、流动性高。美元顺势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储备资产：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已接近60%，而英镑则降至约30%。

布雷顿森林协定还创建了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新体系的守护者，负责监督汇率制度和提供短期融资。当成员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时，可向IMF按比例提取外汇（主要是美元）贷款以弥补缺口。IMF通过份额制确保成员国公正参与：各国份额决定其可动用资金和投票权，并以货币和黄金缴纳资本。IMF还有权监督成员汇率政策，协调必要的平价调整，避免竞争性贬值再现。这一机制增强了各国对固定汇率的信心，同时在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支持，被视为对战间期国际合作缺失的纠正。

世界银行(IBRD)则肩负战后重建与发展援助之责。虽然其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无直接关系，但通过向遭战争破坏的国家提供贷款，世界银行促进了全球经济恢复和贸易复苏，为固定汇率体系运转创造了良好环境。IMF和世行并称布雷顿森林"两大支柱"，分别保障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

2.3 体系的稳定运行与内在隐忧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初期，其运行总体成功，实现了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贸易扩张，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年代"。稳定汇率促进了国际贸易投资蓬勃发展，各国货币政策在资本管制下获得一定自主，兼顾了国内充分就业目标。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国际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8%。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的固定汇率稳定性，被认为是这一成就的重要保障。同时，IMF的融资安排帮助一些国家平稳度过暂时的收支困难，避免了汇率剧烈波动。可以说，在其鼎盛时期，新体系实现了汇率稳定与经济繁荣并存：1959–1971年间，主要成员国平均GDP增速达5%以上，失业率维持在低位。经济史研究者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虽寿命不长，但"确实带来了显著的经济表现"。

然而，体系内部也逐渐积累了难以忽视的隐忧，主要集中在储备供给与信心机制上。这一问题通常以特里芬两难概括之：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肩负向世界提供流动性的责任，却也因此埋下信用隐忧。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1959年即预言：为满足全球增长的储备需求，美国不得不长期对外提供美元流动性，这将导致海外美元存量不断上升并最终超过美国黄金储备的支持能力。随着时间推移，全球对美元的信心会因黄金保障相对不足而动摇，从而出现挤兑美元换黄金的危机。相反，如果美国为避免信心危机而收紧货币、减少逆差，又会令世界其它地方缺乏足够的美元储备，国际流动性不足将拖累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特里芬两难揭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流动性与信心难以两全。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战后重建完成和全球贸易扩大，国际储备对美元的需求激增，而同期黄金产量增长缓慢，美元储备占比大幅上升，问题开始显现。

具体表现之一是黄金储备不足。二战后初期，美国拥有约2万吨黄金，占据绝对优势，可以自信地兑现美元。但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持续对外净支出（援助、驻军和进口），其黄金储备从巅峰时的约2.1万吨逐步下降至1971年的不到9000吨，而同期外国持有的美元数量却节节攀升。1960年10月，市场对美元信心首次出现动摇：受美国可能放松银根的预期影响，伦敦自由市场金价一度涨破每盎司40美元，超出官价14%，引发各国央行担忧。这一信号表明，按照35美元/盎司的固定价，美国黄金储备已不足完全支撑不断增长的美元存量。这正是特里芬两难中的"信心危机"苗头。

另一方面，调整机制不对称的问题也逐渐突出。按照体系规则，出现逆差的国家应通过紧缩政策降低需求、改善竞争力，而顺差国则应扩张内需、容忍一定通胀以纠正失衡。但在实际运行中，最大逆差国美国由于其特殊地位，调整压力相对较小——其逆差可以用发行美元来弥补而不必立即压缩经济（这被形象地称为美国的"铸币税"特权）。相反，顺差国家（西欧和日本在50-60年代普遍是顺差）出于维持汇率稳定，经常被动吸收过多美元流动性，从而承受通胀输入压力。久而久之，这种不平衡加剧了对体系可持续性的疑虑。

针对储备供应不足的问题，国际社会也尝试过补救措施。1969年，IMF创设了特别提款权（SDR），作为一种由多种主要货币组成的合成储备资产，分配给成员国以补充外汇储备。SDR的理念是在不依赖某一主权货币的情况下提供额外流动性，以纾解黄金和美元储备的短缺。然而，这一创新推出时机较晚且规模有限：到1971年体系崩溃时，SDR仅占成员国外汇储备的很小部分，未及发挥应有作用。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运行十余年后，其内在弱点开始集中爆发：美元作为锚货币的信用基础受到侵蚀，国际收支失衡矛盾已经无法通过固定汇率下的政策协调充分化解。

2.4 体系瓦解前夜（1960–1971年）

进入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表面的稳定逐渐被暗流冲击。美国在这一时期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是关键因素：约翰逊政府推行"伟大社会"国内计划并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大规模财政支出通过货币扩张和对外赤字融资。由此，美国通货膨胀率自1965年起显著上升，从不到2%攀升至1969年的6%以上，美国国际收支从基本平衡转为巨额逆差。美联储为配合财政需要保持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美元过剩。在特里芬两难框架下，这意味着体系正朝着"信心危机"的方向发展：盟国开始质疑美国是否有能力也有意愿维持美元含金量不变。

法国成为挑战美元地位的急先锋。戴高乐总统一贯对美元本位制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不公正的"美元霸权"。他在1965年2月的记者会上公开抨击现行体系"赋予了美元一种不合理的特权"，呼吁恢复纯粹的国际金本位，以限制美国滥发货币的行为。法国政府随即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抛售美元资产，要求以黄金清偿法国持有的美元。1965-1967年间，美国应法国要求先后交付了约30亿美元等值的黄金。戴高乐的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把美元比喻为"赝品本位"（exorbitant privilege的另一种解读）：美国可以用无成本的纸币从他国换取真实资源，这是法国等黄金持有国难以容忍的。

面对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危机苗头，美国和西欧主要国家选择了合作干预以暂时稳住局面。1961年11月，美国联合七个西欧国家成立"伦敦黄金池"。参与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八国央行约定通过在伦敦黄金市场联合买卖黄金来稳定市场价格在每盎司35美元左右。黄金池实际上是成员国黄金储备的共享干预机制：当金价高于35美元时，各国抛售黄金平抑价格；低于35美元时则购入黄金。通过这一措施，1962-1965年间国际金价基本维持稳定，美元危机一度得到缓解。同时，美国还采取了其他辅助措施以缩减对外赤字：例如1962年启动IMF"普通借款安排"（GAB）以获取盟国短期融资支持，发行"鲁萨债券"（Roosa bonds）吸引盟国持有以本币计价的美国国债而非要求兑换黄金，1963年征收"利息平衡税"抑制美国资本外流等。

2.5 "尼克松冲击"与体系瓦解 (1971)

尽管60年代各国通过"黄金池"等合作暂时维持了表面的平静，但体系内部失衡已愈演愈烈。美国的对外负债（外国持有美元）与黄金储备的比率不断攀升：1960年外国官方持有美元与美国黄金储备尚大致相当；而到1971年，这一数字猛增至约500亿美元，而美官方金储则降至约100亿美元。换言之，按35美元/盎司的官价，美国黄金已不足兑现全球持有的1/5的美元。这种局面令市场投机压力陡增。1971年上半年，美元遭遇新一轮抛售潮：投资者纷纷将美元资产转为黄金和西德马克等升值预期强烈的货币。1971年5月，西德退出了与美元固定汇率的义务（让马克升值），随即荷兰、奥地利等也放弃维持对美元平价，欧洲货币体系出现连锁反应。

在此危急关头，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两难选择：要么贬值美元配合国际调整，要么单方面暂停美元兑金承诺以阻止黄金外流。1971年8月13-15日，尼克松总统召集核心经济团队在戴维营密议。当时美国月度贸易逆差、黄金储备快速下降以及金融投机动荡已迫使其不得不采取果断行动。1971年8月15日晚，尼克松发表震惊世界的电视讲话，宣布"新经济政策"，其要点包括三项：（1）冻结工资物价90天，以遏制国内通胀；（2）对进口征收10%附加税，以施压他国调整汇率和开放市场；（3）"暂时关闭黄金窗口"，即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尼克松声称此举是为"保护美元不受国际投机者攻击"，强调普通美国民众手中持有的美元价值不会降低。但实际上，这一单方面中止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决定，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石原则，意味着美元开始直接浮动。

尼克松的行动在国际上引起巨大震荡。友邦首脑既惊讶又不满，认为美国未与盟国协商便擅自改变游戏规则，有"美元霸权恣意"之嫌。但客观上，美元兑金停止承诺已无可挽回。为了收拾残局，美欧日加紧在史密森协议框架下谈判，试图为固定汇率体系寻找一个"软着陆"。1971年12月，十国集团（G-10）达成史密森协定：美元贬值约8%（对黄金官方价上调至38美元/盎司），主要货币对美元调整汇率并扩大波动区间至±2.25%，尼克松称之为"史上最重大货币协议"。1973年2月美元第二次贬值10%（官价调至42.22美元/盎司），不到几周，投机又起，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大规模市场干预仍难阻美元下跌。1973年3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终于放弃挽留，在"共同浮动"的决定下，让主要货币对美元自由浮动。欧洲共同体六国选择互相钉住、共同对美元浮动（形成日后的欧洲货币蛇形浮动机制），日元等则直接对美元放开汇率。至此，持续了近30年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正式瓦解，世界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

2.6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影响

全球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贵金属本位货币时代彻底终结。从1971年起，黄金被正式剔除出官方汇率体系，各国货币进入纯法定信用时代。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后自由浮动，最初几年对主要货币大幅贬值（1973年底美元对日元贬值超过15%，对西德马克贬值约25%）。这缓解了美国长期积累的竞争力问题，却加剧了全球通胀：1970年代初世界正值"大通胀"时期，美国放弃金本位约束采用扩张政策，被认为是1970年代高通胀的重要推手。一些学者指出，黄金窗口关闭后各国央行失去了锚定，纷纷扩增货币供给，加之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导致70年代通胀率远高于60年代。另一方面，浮动汇率实施后，汇率波动显著增强，企业和投资者面临新的汇率风险管理挑战。但浮动汇率也为各国提供了货币政策独立性，日后多数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逐步将目标转向国内通胀与就业，而非固定某一汇率水平。

制度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瓦解，但其遗产在新的形态下延续。IMF依然存在，但角色从维持固定汇率转向更多关注汇率监测、债务危机援助等领域。1976年IMF牙买加协议修改《基金协定》，正式允许浮动汇率合法化，确认黄金非货币化：IMF不再规定成员货币与黄金挂钩，黄金被剥夺官方定价和储备资产地位，大部分IMF官方黄金储备被分批拍卖或返还。各国央行也不同程度减持黄金储备，将其视为一般金融资产而非货币本位。然而黄金作为价值储藏手段并未完全丧失吸引力：在此后几十年，当出现货币体系动荡或美元疲软时，黄金价格往往飙升，表明市场仍视黄金为终极保值资产之一。总的来说，1971年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无锚的信用货币阶段，以美元、欧元、日元等少数几种主要货币组成的浮动汇率网络取代了过去的黄金—美元本位。

根本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其根本原因在于体系自身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特里芬两难）碰上了美国经济政策转向（高赤字、高通胀），在缺乏国际协调的情况下最终使体系承压破裂。正如格林斯潘事后所评论的："并非金本位本身失灵了，而是政治决定了其失败"。战后没有国家愿再受制于固定金价所要求的严格财政货币约束，一旦美国自身不守"低通胀稳健政策"，整个体系就难以维系。黄金作为传统货币锚被抛弃，表面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背后也折射出国际货币体系从规则（黄金约束）走向权力（美元信用）的深刻转变。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在短期引发汇率剧变和金融市场震荡，但从长期看，它揭开了国际货币新纪元的序幕，各国开始探索浮动汇率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新储备体系（如多元化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等）。这场冲击的教训也促使后来各国更加重视避免失衡积累，例如70年代末八国集团（G7）定期举行经济峰会讨论汇率和政策，80年代"广场协议"等协调干预汇市，都是对布雷顿森林解体教训的反思和应对。